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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打赢外来入侵物种阻击战？科研提供新依据新方法******

　　如何打赢外来入侵物种阻击战？

　　外来物种是一把双刃剑。在一些情况下，引进外来物种确实有助于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外来物种又可能构成生物入侵。

　　【深瞳工作室出品】

　　采 写：实习记者 孙明源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策 划：刘 莉

　　今年1月1日，农业农村部会同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海关总署和国家林草局组织制定的《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开始施行。

　　“外来物种真不少啊”“这份‘黑名单’来得及时”……一经发布，这份目录就引来众网友热议，网上话题量达到298万多条。

　　基于2022年全国范围外来物种调查及科研人员多年来监测研究，这份最新名录内容从原有的52种更新为59种。

　　鳄雀鳝、加拿大一枝黄花、美国白蛾……对于这些外来入侵物种，人们或许只是偶有耳闻。事实上，外来物种入侵在我国也非新问题。大多数时候这些外来入侵物种并不显眼，它们静悄悄地给某些地区带去生态灾难，导致受灾地区以外的人们很难关注到它们。直到去年8月，鳄雀鳝以一种异样的形式进入公众视野，让更多人知道了“外来入侵物种”到底是什么。

　　抽干湖水只为两条外来“怪鱼”

　　“鱼抓到了吗？”

　　2022年8月26日，在某直播平台的上百条弹幕里，这个问题“刷屏”了。评论和弹幕背后有至少3700万网友看过直播。

　　直播现场在河南小城汝州，在那里，工作人员抽干了公园里近30万吨的湖水，只为抓住两条名为鳄雀鳝的“怪鱼”。

　　次日，汝州通报称，一公一母两条鳄雀鳝已被捕获，并接受了无害化处理。至此，持续一个月的“抽湖捕鱼大战”落下帷幕。

　　其间，网上甚至出现过此次行动是“劳民伤财”的质疑。

　　但这个事件，可以说给全民上了一节外来物种入侵的科普课。

　　早在2002年，在创始人胡隐昌研究员的带领下，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外来物种与生态安全创新团队已经开始关注外来入侵水生生物。顾党恩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外来物种与生态安全创新团队首席科学家、国家大宗淡水鱼产业技术体系外来物种入侵防控岗位专家。2009年起，该团队对包括鳄雀鳝在内的多种外来水生生物进行了长期大规模的调查监测。

　　鳄雀鳝食量惊人，一旦泛滥成灾，不仅会影响渔业生产，威胁粮食安全，更会通过捕食作用导致本土鱼类等水生动物种群的急剧下降，从而影响水生生物多样性和水生生态系统，进而威胁生态安全。

　　调查数据显示，鳄雀鳝近几年来在我国扩散蔓延速度非常快，在从海南到北京、从上海到西南的大部分省区内都有野外捕获鳄雀鳝的记录。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扩散到大部分自然江河。

　　为了摸清鳄雀鳝等外来水生生物的分布和数量变化，顾党恩团队常年在南方的各个水域撒网、取水样、“摸鱼”。

　　此次鳄雀鳝进入新版名录，与该科研团队提供的大量第一手调查数据以及风险评估报告有着很大关系，可以说离不开这些科研工作者的多年努力。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部际协调机制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在物种遴选上有四个依据：危害程度重、扩散蔓延快、防控治理难、危害形式多样。“并不是所有外来入侵物种都能‘上榜’。”顾党恩告诉科技日报记者，鳄雀鳝能“上榜”，是因为它会造成很严重的危害，而且能快速扩散蔓延，一旦泛滥就很难得到有效控制。

　　每年造成的损失高达2000亿元

　　通过公开资料检索，记者发现我国较早的外来入侵物种，是一种来自非洲马达加斯加的蜗牛。

　　20世纪30年代，这种蜗牛翻山过海，随着英国、日本的全球贸易首先出现在我国厦门、台北。如今，它已经广泛分布于我国南方多省区。这种蜗牛学名褐云玛瑙螺，即人们常说的“非洲大蜗牛”。

　　它就是典型的外来入侵物种，不仅对蔬菜等农作物危害极大，还携带多种会对人体带来危害的病原体。

　　随着全球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外来入侵物种扩散蔓延的风险不断提高，外来入侵物种带来的危害也逐渐增大。

　　农业农村部外来入侵生物防控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生物入侵研究创新中心主任刘万学说，我国近十年新增入侵物种55种，每年新增入侵物种达5—6种，是20世纪90年代前新增入侵物种频率的30倍。

　　中国林科院森林生态环境与保护研究所副所长、外来有害生物与植物检疫学科组首席专家赵文霞记得，2010年时，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出现大面积高山栎枯死，许多山头出现成片成片的枯死木，高原仿佛患上了“毛发斑秃”。赵文霞及有关专家顶着高原反应走遍了这些山头，最终确认高山栎大面积枯死背后的“凶手”竟是一种夜蛾科昆虫。高山栎虽能在高原挺拔屹立，面对外来入侵物种却可能遭遇生存危机。

　　另一种让赵文霞印象深刻的入侵物种是加拿大一枝黄花。这种菊科植物在我国南方极易滋生。“荒废的上海造船厂长满了这种外来入侵物种，它们的种子像蒲公英一样随处飘洒，风一吹漫天遍野，扎根之处不给其他植物留下任何生长空间。”赵文霞说。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这是顾党恩对另一种外来物种——齐氏罗非鱼的评价。这种鱼吃水草能力极强，在实验环境条件下几条鱼一两周就可以吃光一水池的水草。广州四大生态调蓄湖之一的东山湖，因用于净化水质的水草往往被齐氏罗非鱼破坏殆尽，导致东山湖水质净化工作陷入停滞状态，水质一度沦为劣V类。

　　另一种对全球森林极具危险性和毁灭性的外来入侵物种则是松材线虫。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教授杨忠岐说，其引发的松材线虫病具有极强的传染性，被称为松树的“癌症”。一旦松材线虫侵入林区，会让以松树为主的针叶林染上松材线虫病，从而对整个林区带来毁灭性的破坏。

　　“能想象某一天黄山的主要景观资源黄山松都被毁灭殆尽，黄山再无迎客松吗？”杨忠岐告诉记者，1982年我国首次在南京中山陵发现松材线虫病，40年来松材线虫给我国林业造成了巨大损失和生态灾难。

　　对于外来入侵物种造成的灾害，刘万学提供了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草地贪夜蛾危害严重时可能导致玉米、小麦等作物50%以上的产量损失；番茄潜叶蛾危害严重时可导致番茄减产80%—100%；苹果蠹蛾对我国苹果和梨等水果产业构成的潜在经济损失高达140亿元/年；在1平方米的玉米地里，30—50株豚草苗就可以导致减产30%—40%；一只福寿螺中含有3000条以上寄生虫……而它们还只是外来入侵物种当中的一小部分。

　　外来入侵物种对我国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响。据不完全统计，在我国，由外来入侵物种每年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总计高达2000亿元，对外来入侵物种进行综合治理刻不容缓。

　　科研为治理提供新依据新方法

　　与外来物种入侵的历史相比，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研究却起步较晚。

　　赵文霞是国内较早研究外来入侵物种的学者之一，她从2002年开始研究外来入侵物种，但当时距非洲大蜗牛抵达我国已有70年。

　　赵文霞回忆说，当时其主要工作是翻译国外关于入侵生物学的经典图书、著作、论文。后来，随着外来入侵物种概念的引进以及一些应用实践的展开，国内学者出版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和论文。

　　赵文霞告诉记者，国外的入侵生物学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兴盛于50年代。我国外来物种研究本世纪初起步，经过科学家们20多年的努力，目前我国相关技术水平已经与国外不相上下，但由于起步晚，我国对许多入侵物种的入侵历史、路径和时间依然不了解，原始数据相当匮乏，还需要长时间积累来补齐短板。

　　新世纪以来，我国入侵生物学学者最重要的心血结晶之一，就是上文提及的2013年出台、2023年1月1日更新的“名录” 。

　　2013年，原国家农业部发布了第一个国家层面的外来入侵物种管理名单——《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这份名录包含52种入侵物种，既包括紫茎泽兰、少花蒺藜草、非洲大蜗牛、福寿螺等入侵植物、动物，也包括美国白蛾、桔小实蝇等有害昆虫，以及番茄细菌性溃疡病菌等有害病原物。

　　刘万学向记者介绍说，第一批目录的出台具有里程碑意义。自2013年以来，我国科学界对于外来入侵物种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对外来入侵物种的研究进入了快速发展期。

　　与此同时，法律也在不断地修订完善。

　　2022年12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该法明确规定：从境外引进野生动物物种的，应当采取安全可靠的防范措施，防止其进入野外环境，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

　　在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之前，我国为防范外来物种入侵，制定了生物安全法、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引进陆生野生动物外来物种种类及数量审批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还发布了4批《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外来入侵物种名单》，制定了《国家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第一批)》。

　　“可以说，目前我国已建成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北京林业大学生态法研究中心主任杨朝霞教授告诉记者。

　　杨朝霞曾多次参加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组织或者委托组织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研讨会，他的许多建议也被吸纳进本次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中。本次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特别强调：不得违法放生、丢弃，确需将其放生至野外环境的，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科学界也在行动，不断为治理和决策提供新的依据和方法。

　　我国对外来入侵物种名录实行动态调整和分类管理，每10年组织开展一次外来入侵物种全国普查。2022年，我国启动了包括实地考察、面上调查和重点调查等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近年来发现的草地贪夜蛾、鳄雀鳝等入侵物种，都在普查范围内。

　　据赵文霞介绍，此次更新目录，最初各方提交上的外来物种名单有800多种，经过多轮筛选，名单从800多种减少到200多种，又从200多种减少到100多种，最终从100多种确定了59种。

　　科研也在各类外来物种的治理中发挥作用。例如，顾党恩团队和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合作开发了多重防控技术，应用于对广州东山湖齐氏罗非鱼的治理。结果显示，在控制试验前，齐氏罗非鱼为湖区的优势种，占渔获物重量的79.41%，防控试验20天后，工作人员在渔业抽样调查中未采集到齐氏罗非鱼。

　　从调查统计、判定优势种和危害、甄别一个外来物种是否属于入侵物种，到提供治理方案，大批科研人员参与到外来物种的防治工作中来。

　　相关方面都在积极努力，与外来物种进行坚决斗争。

　　将外来物种挡在国门之外，是防治外来物种的第一步。2022年9月4日，上海海关发现了一批可疑的快件。工作人员打开检查，发现了300个大小一致的环氧树脂管，这些管里塞着潮湿的棉花，每个管放了一只活体蚂蚁。

　　经鉴别，这些蚂蚁是来自欧洲南部的野蛮收获蚁，国内收货人大概是想将其作为宠物饲养。但是，此类蚂蚁在我国并无自然分布，贸然引进有使其成为外来入侵物种的风险。

　　据了解，截至2022年11月，我国海关仅在上海口岸就设置了各类外来有害生物监测点471个。据海关总署通报，仅2022年上半年，全国海关就从旅客携带、邮寄等渠道截获检疫性有害生物173种3.1万次、活体动植物2925批。

　　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仍在路上

　　刘万学说，《重点管理外来入侵物种名录》所列物种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重点，也是治理外来入侵物种的行动指南。

　　在防治外来入侵物种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

　　首先，需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杨朝霞举例说，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加入了防治外来物种的有关内容。但目前鳄雀鳝、巴西龟等“异宠”的网上交易并未被遏止，主要原因在于现行立法对交易环节尤其是网上交易的规制不足。这些宠物如果不进入自然界，确实不构成外来物种入侵。但是，这些宠物具有逃逸或者被放生的可能性，交易、蓄养它们客观上增加了它们入侵自然界的风险。为此，应对相关法律进行进一步完善。

　　“以鳄雀鳝为例，我国法律并未对鳄雀鳝的销售作出明确规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无法严格对鳄雀鳝的销售渠道、途径等进行监管。放生行为极其隐蔽难以发现，鳄雀鳝很可能被混在其它鱼苗中放入自然环境，等鱼长大被发现后，也很难追踪放生者。”杨朝霞说。

　　其次，相关科学研究有待进一步深入。刘万学指出，防治外来物种入侵和危害，监测预警、扩散阻截、应急处置、综合治理方面的工作都需要加强。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风险预判预警机制，如建立入侵物种风险预警的大数据库，掌握入侵物种实时动态。比如哪些物种有可能入侵，它们从哪些地方进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进来？我们都要有研究、有预判。”刘万学说。

　　第三，防治外来物种入侵亟待公众参与。顾党恩提醒说，了解和防治外来物种并非只是管理者和学者的责任，要想做好防治工作，就得有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美洲牛蛙、红耳彩龟、鳄雀鳝这类重点管理入侵物种如果只是在可控的养殖水体或者水族缸中并不会直接带来危害和形成入侵，是具有一定经济价值、观赏价值的。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导致的随意引种、放生和丢弃，反而使它们在野外变成了真正的外来入侵物种。此外，如果因为它们被列入重点管理入侵物种，导致把它们被当作‘有害动物’而被丢弃或弃养，更会造成严重的生态灾害。让公众认识到放生和丢弃外来物种的危害，对于外来入侵物种的防控具有重要的意义。当然，科学家也应该投入更大的精力来为公众提供必要的科普服务。”顾党恩说。

　　“外来物种是一把双刃剑。”赵文霞说，在一些情况下，引进外来物种确实有助于特定地域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育。但是在另一些情况下，外来物种又可能构成生物入侵。例如，加拿大一枝黄花作为外来入侵物种，在江苏、浙江一带扩张十分猖獗，占用了大量土地。但是，在北方，如河北石家庄地区，由于气候原因它很难大规模蔓延，却能够充当经济作物，作为鲜切花的配花为人们带来收入。

　　“科学认识外来物种之后，除了做到不随意丢弃或放生，普通公民还可以主动报告身边发现的外来物种，为外来物种治理提供线索。如果人人都能够从力所能及的小事做起，随手消灭身边的外来入侵物种，就能真正筑立起外来物种入侵防控的‘长城’，打赢这场外来物种入侵阻击战。”顾党恩说。

　　(本版图片除标注外由受访者提供)

去年三十二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 反腐败斗争从未停歇******

　　去年三十二名中管干部被执纪审查 专家认为

　　反腐败斗争从未停脚歇步

　　本报记者 陈磊

　　2022年12月28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了2022年最后一条执纪审查信息，主角是黑龙江省鹤岗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康晓峰，退休9个月后落马。

　　《法治日报》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发布的信息梳理，包括康晓峰在内，该栏目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580多名党员领导干部的执纪审查信息，其中，中管干部32人，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137人，省管干部410多人，人数均为党的十九大以来历年之最。

　　接受采访的专家认为，数据昭示，党中央一直保持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坚决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气魄，将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

　　专家认为，2022年正值党的二十大召开，数据还传递出一个信号，就是为未来5年的反腐败工作开局奠定基础，我国将继续一体推进“三不腐”，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个别领导干部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错误观念。

　　持续打“虎”拍“蝇”

　　久久为功推动下去

　　康晓峰是黑龙江鹤岗本地人，19岁参加工作，经过20年的努力，升任鹤岗市林业局党委副书记、局长。又经过多个领导岗位的锻炼，于2016年12月担任鹤岗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

　　2022年3月，康晓峰到龄退休，年底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调查，成为年度最后一名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

　　2022年1月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发布2022年首个被点名执纪审查的领导干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原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傅希。

　　傅希出生于1975年7月，云南昆明人，曾任昆明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务，2019年9月开始担任西双版纳州委常委、州政府常务副州长。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3月，在《云南省通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移交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问题问责情况》中，昆明市长腰山过度开发、铭真高尔夫球场违规建设，严重破坏滇池生态系统完整性问题，涉及云南省管干部22人，其中包括时任昆明市晋宁区委书记的傅希。

　　2022年9月，傅希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信息称：傅希背弃初心使命，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不坚决、打折扣、搞变通，转移、隐匿证据，对抗组织审查；违反规定干预和插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活动；无视党纪国法，与不法商人沆瀣一气，大搞权钱交易等。2022年11月，傅希涉嫌受贿罪一案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记者梳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显示，2022年，总计有410多名省管干部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

　　2022年首个被点名执纪审查的中管干部，是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副主席张永泽，时间是当年1月8日。2022年7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信息，张永泽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包括张永泽在内，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2022年点名通报执纪审查中管干部32人，数量为党的十九大以来之最(2018年23人，2019年20人，2020年18人，2021年25人)。

　　此外，2022年中央一级党和国家机关、国企和金融单位干部总计有137人被点名通报执纪审查。

　　这意味着，整个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发布580多名领导干部执纪审查信息。

　　在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彭新林看来，2022年，党中央坚持以严的主基调持续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保持反腐败斗争力度不减、尺度不松、节奏不变，数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以勇于自我革命的意志和气魄将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

　　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宋伟觉得，根据数据可以看出，我国的反腐败从未停脚歇步，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只要存在腐败问题产生的土壤和条件，反腐败斗争就一刻不能停。

　　“2022年正值党的二十大召开，党中央以零容忍态度反腐败，用事实传递出一个信号，那就是把反腐败看作最彻底的自我革命，为未来5年的反腐败工作奠定基础，久久为功推动下去，个别领导干部不要有任何侥幸心理、错误观念。”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说。

　　彭新林认为，未来5年，党的自我革命决不会停一停、歇一歇，将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继续一体推进“三不腐”，打“虎”、拍“蝇”、猎“狐”多管齐下，以勇于自我革命赢得历史主动。

　　运用专项整治方式

　　清除各领域“蛀虫”

　　2022年12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原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原局长张务锋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张务锋，山东莱芜人，“60后”中管干部，曾任山东省临沂市市长、山东省副省长等职务，2018年3月出任新组建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2022年6月，其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审查调查。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的“双开”通报称：张务锋背弃初心使命，丧失党性原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对抗组织审查；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违规提拔调动干部；违规经商办企业，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违规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纪法意识淡漠，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银行贷款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梳理发现，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执纪审查粮食系统领导干部11人，例如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徐宝义、重庆粮食集团原董事长胡君烈等。

　　2022年1月发布的十九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公报称，保持反对和惩治腐败的强大力量常在，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推向纵深。其中包括，“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

　　庄德水认为，粮食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特别是在当前国际形势复杂的情况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守好国家和人民的“粮袋子”，具有重大政治战略意义。因此，必须推进粮食购销领域反腐败工作，通过反腐败清除粮食购销领域的“蛀虫”。深化粮食购销领域腐败专项整治是2022年反腐败的工作重点，上述数据也体现了专项整治的成果。

　　在庄德水看来，这也正是2022年反腐败的一个特点，即聚焦关键环节和重点领域，运用专项整治方式，以点带面推动反腐败向纵深发展。其他反腐败重点领域还包括对年轻干部从严教育管理监督。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等。

　　“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也是2022年反腐败工作的重点领域。记者根据审查调查栏目信息梳理发现，2022年总计点名通报执纪审查中央一级银监系统干部50人；此外，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行长田惠宇，中国人民银行原副行长范一飞，也相继被执纪审查。

　　宋伟表示，2022年的反腐败工作，精准化水平不断提升，对重点领域、重点行业、重点人群腐败问题的整治和查处更加明确，对腐败规律的把握更加深刻，反腐败的治理成效得到了全面提高。

　　据彭新林观察，2022年反腐败的另一个特点是重视用“全周期管理”方式系统推进。即把治理腐败当作一个整体，不仅注重惩治威慑，也做好制约监督、教育引导，将查办案件、加强教育、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把不敢腐的强大震慑效能、不能腐的刚性制度约束、不想腐的思想教育优势融为一体，系统施治、标本兼治。

　　“过去一年反腐败斗争锋芒所指还包括严查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如孙力军政治团伙案，就是党的十九大以来查处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混杂、政治问题和腐败问题交织的最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之一。”彭新林说。

　　相关规定陆续出台

　　制度保障标本兼治

　　2022年12月初，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纪委监委通报的6起享乐奢靡典型问题，广西科技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校长李思敏被点名。

　　通报称，2017年至2022年，李思敏先后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在公司食堂的“一桌餐”及在高档酒店组织的宴请；与家人接受私营企业主提供的旅游安排；收受私营企业主送给的高尔夫球杆，先后多次接受打高尔夫球活动安排；先后多次因私使用广西科技大学公务车辆。

　　2022年6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通报李思敏被执纪审查。一个半月后，他被开除党籍和公职。

　　记者统计显示，2022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审查调查栏目总计点名通报高校领域省管干部20多人。

　　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1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印发《关于深化中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中管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的职能定位、职责权限，突出政治监督，强化纪律检查职责、赋予监察权。

　　庄德水认为，这意味着，2022年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朝着系统集成和协同高效又迈出一步，随着中管高校、省管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稳步推进，释放了高校全面从严治党的鲜明信号。

　　2022年1月1日，监察官法开始实施。

　　“监察官法的意义在于，着力构建中国特色监察官制度，保障监察官依法履行职责，维护监察官合法权益，推进高素质专业化监察官队伍建设，推进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特别是赋予监察官法律地位，使监察官的权责得以明确。”庄德水说。

　　此外，2022年1月，《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印发，对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领导体制、产生运行、任务职责、自身建设等作出全面规范；同年2月，《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印发，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同年9月，《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规定》印发，为健全能上能下的选人用人机制提供了重要制度保障等。

　　在彭新林看来，2022年，一系列反腐败法律和党内法规制度的出台，为完善反腐败规范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实现反腐败系统施治、标本兼治提供了有力制度支持。

　　宋伟认为，目前，我国反腐败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反腐败制度体系不断健全，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履行职责的规范化水平显著提升，并且不断将有效的经验做法固化为制度，推进反腐败工作水平不断提高。(法治日报)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